离开：悲剧的一种

　　作为有限生命的载体，人来到这个世界上；同样，作为有限生命的载体，人最终离开。到达与离开，不需要理由，没有层次。问题是，载体出现前，生命在哪里？载体消失后，生命是去了哪里？这个问题在人类存在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，答案形形色色，在种种愿望和期待里，没有人真正确信任何一个答案。当然，愚蠢的强权与暴力，往往迫使人们承认他们给出的答案唯一正确，但强权与暴力同样会散作尘埃。

　　余虹教授选择了离开。和许多人一样的是，他选择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和许多人不同的是，他冷静、温和甚至充满期待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当他的身体在十层高楼与地面之间划出最后一道虹彩，对生命和世界的解读再次接近底线。

　　就像余虹教授多年前说的那样，人的悲剧性与生俱来，不可避免。作为迷恋思考和肢体享受的动物，人在接受生命的时候，就接受了种种欲望。欲望时时更新，不断递进，以至无穷。而“吾生也有涯”，生命本身无法满足繁杂宽广、浩大无边的欲望群体，人总是带着遗憾离开。因此，从欲望的满足程度上看，人生注定会以悲剧结束。

　　人是世俗的动物。高贵还是卑微，只是人自身的评价或者排列，实质并无不同。生存第一，没有人能摆脱基本生存条件的限制，没有人能放弃对基本物质的追求。现实生活中，肉体疼痛的力量往往大过精神的力量，圣人更多来自于虚拟。人又是脱离世俗的动物，热衷于用思考建造自己的栖息之地。从庄子的逍遥游到形形色色的“隐于山林”，从第欧根尼的木桶生活到荷尔德林的诗意栖居，许多人依靠精神的独立和延伸满足了自己高出世俗的欲望，填补了无法达到某种世俗高度而留下的缺陷。然而，事实上，许多精神上的东西，往往就是欲望本身，指向某种生活目的与意义。而且，欲望无穷，精神对现实的虚拟，仍然充满遗憾。

　　因而，在更现实的功利角度思考人的生存，一个命题就幽灵般地穿梭在种种描述里。它冷冷地站在绚丽的语言背后，生长出巨大的阴影，并将阴影调整成吸附力很强的背景。最后，所有语言都融解在阴森森的背景里。这个命题就是：生存无意义，世界无意义。

　　一个命题的底线，就是命题本身的虚无。如果不再以事物本身的意义作思考的坐标，那么一切都接近本源。生命来自何处？生命归于何处？思考来自何处，思考归于何处？在生命进入其载体之前，生命存在吗？当载体消失之时，生命真的消失了吗？生命产生之前，思维本身存在吗？生命消失之后，思维会彻底消失吗？而在载体存在的历程中，本质化的生命与思考有差别吗？

　　这些问题的思考显然无意义，而答案本身就是重叠的语言游戏。所以有人寻找庇护，在宗教或者其它虚拟世界里寻求解脱，牛顿、爱因斯坦选择了上帝，李叔同选择了佛祖。有人选择冷静地离开，梵高离开了，海明威离开了，海子离开了，现在余虹离开了。人类历史不断延续，还会有更多的人选择庇护或者离开。

　　难以数计的有机生命体存在与这个世界上，按照自身的规律生灭，按照自身的逻辑思考。“天道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”，站在世界本身的角度，所有生命体都与人类平等，人类的困惑也许万物共存。而且，和其它物种相比，人类也许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聪明，只不过人自己无法作实质性的比较而已。

　　而处在人类语言系统之外的生命体，也许一直都在用自己的语言描述人类。作为旁观者，他们清醒已极，但同样没有意义。

　　一首老歌唱道：“我已经看见，一曲悲剧正上演，剧中没有喜悦，我依然躲在梦里面。”